小海按：
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孵化器这类科技创业载体是各类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础支撑。本文从科技创业载体发展溯源，分析从孵化器到加速器的整体模式演变，进而重点关注科技创新加速的发展特征和趋势。
初代孵化器经济危机下的产物
从1959年说起。
纽约州的Mancuso家族买下一座占地85万平方英尺的废弃工厂，本希望把这个工厂转租给其他企业，然而工厂主们对这座有80年历史的建筑不屑一顾。
不得已，Mancuso调整了战略，目标不再放在有能力一口气租下85万平方英尺工厂的大企业身上，而是寻找无数个小租户来填充这片面积巨大的工厂，并制定了优厚的入住条件， 其中包括短期租约、共享办公用品和设备、免费商业建议和秘书服务、对接银行贷款等。
这个策略非常好，Batavia的人气越来越旺，逐渐成为 新的工业和商业中心—Batavia Industrial Center (BIC)。
而在最早入驻BIC中心的租户中，就有一家养鸡场。
1963年，BIC已经成为新商业模式的标杆，在带领记者参观时，BIC的负责人Joe灵光一现，对记者说道： “你看，他们正在孵化小鸡，而我做的恰巧是：孵化企业（Incubating Businesses）。”
1979年，BIC的宣传材料中正式出现了如下标语，“America’s Original Business Incubator”（美国创新式的商业孵化器）。
由此开始，为初创企业提供包括办公空间等多种资源在内的商业模式正式被定义为孵化器（Incubator）。
但是第一代孵化器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企业家，而是因为当时美国经济低迷，地产空间闲置，资本家要解决大量废弃的制造业空间的问题，翻新相对便宜的老旧建筑物并出租空间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物业管理工作。
二代孵化器：研究+学校模式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冷战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们搞出了大量的国防技术创新和太空技术。有了技术这个香馍馍，很多研究员决定“闯一把”，他们全职教职，兼职创业，开设了高新技术企业，涌现出大把的科技孵化器，也成就了像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这样的高科技区域集群。
他们开始利用国家的力量资助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还制定了一个 革命性的法案——《 Bayh-Dole Act贝多法案》，《贝多法案》的核心是将以政府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营利性机构与企业界合作转化这些科研成果，以促使发明技术的应用。
事实证明，这个法案极大地改变了大学技术的扩散和商业化。 从那以后，孵化器的数量进一步激增。
这类孵化器聚集在大学周边，天然地更具备有“产学研的广泛连接”：学术界提供知识源头，与在大学周边的产业界（商业界）快速联动，并让学术研究反映行业的需求；企业与博士生、硕士生合作推进研究，是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学术中心与企业伙伴之间，教学中心及社交活动举办地之间，如果距离时间较短，那么就减少了与人际交流与知识交流的成本，又增加了互动本身的时间。 并且由于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优势专业，这种模式下更容易产生集聚效应。
三代孵化器：网络化运营模式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的兴起，人们对技术、创新、协作等有了新的认知，于是开始发问： 如何提升孵化器的孵化成功率？
这是一个技术活，也成就了第三代孵化器——
通过对以色列大量孵化器的研究分析发现， 共享是孵化器网络形成的根本原因，共享机制成为孵化网络运行的根本动力，而孵化网络的网络内部资源共享应该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嵌入，科层治理不适合孵化网络的运营。
新企业创建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初创企业需要获取有效的管理资源组合，通过获取和整合资源来提高创业成功率。其研究成果显示，在孵企业关系社会资本分为信任和承诺两个维度。其中，信任是指人们对某种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期望，相互信任的双方不会因为对方的疏忽而搭便车，是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自己的弱点，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一种信心。
良好的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构建孵化网络的重要基础，同时良好的社会资本已成为孵化网络资源优势的重要来源，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开展深度创新合作有促进作用。
越来越多的孵化器在数字化网络化的背景下， 开始探索网络化运营模式。这中间的流派与打法可谓是八仙过海——
有强调“打造环境的”，希望通过创造一些有利条件来发展一些有潜力的初创企业； 有强调“服务”的，通过整合孵化器管理人员、在孵企业、共享空间、共享服务、扶植在孵企业的优惠政策等要素帮助弱小初创企业独立健康成长的； 有强调“选择”的，这些孵化器会精心挑选初创企业，为每个企业提供专门的物理空间，有导师天团、为初创企业提供法律和金融等相关业务咨询帮助企业成长……
但归纳起来，在地环境、业务支持，提供导师建议，资源和网络等等成分似乎是成功孵育所必需的。
孵化器的未来探索：纵横混合模式
中国孵化器的故事是从1984年开始的。
当年，知识分子下海大潮泛起。但由于体制、档案等原因，创办公司必须要找个挂靠单位，为敢于走出体制创业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可以挂靠的“庇护所”，国家科委（科学技术部）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发展孵化器。
1987年6月，中国首家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正式成立。
自首家孵化器正式成立以来，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数量持续增长，孵化能力不断增强。
截至目前，中国境内的孵化器数量已经位居世界前茅，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众多孵化器的支持下，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成熟的“毕业企业”，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更值得称道的是，孵化器仍然是一个 增长领域，它们的外延在不断拓展，它们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
未来，最好的孵化器发展模式是什么？
1、更加垂直专业
在纵向上，孵化器将更加专注专业性建设，孵化路径上区域专业化、垂直化；形成“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孵化链条。
其实，“孵化器”和“加速器”的名词使用区分并不十分清晰。我们可以2个核心要素区分一个机构是否为加速器、提供的服务是否是加速服务：
（1）创业公司接受该服务前是否需要经过筛选：孵化器面向几乎所有创业公司，入选加速器有竞争和淘汰；
（2）创业公司是否有“同期生”：进入孵化器的创业公司相对独立，进入和退出的时间依创业公司本身情况而定；加速器有固定的时间周期，一批创业公司同时进入和退出特定的一期加速项目，故而有“同学”、“校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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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企业开放式创新模式引领下，产业创业加速模式正在受到重视，创业加速模式的专业化和垂直化的发展趋势在近年来逐渐清晰。
2、更为跨界连接
在横向上，孵化器的孵化活动范围更广，孵化器内的科技企业间知识分享的渠道更为通畅，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动能。
这类孵化器其服务核心是帮助初创企业与潜在的投资者及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并获取资源，加速器作为运营主体在整个创业加速过程中，通过与城市、大企业、创业企业、投资机构等连接，以及提供空间运营服务、创新创业导师资源等支持，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不断促进创业加速模式的演变。
研究发现，例如通过加速器组织的路演日服务， 初创企业能够获得外部融资渠道， 提升后续融资的能力， 进而提高其长期生存能力。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必再费时费力寻找可供投资的项目，因为加速器实质上已经完成了初期的筛选和审查工作，初创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加速器的“背书”， 投资者只需参加路演日活动，便可将优质的投资对象尽收囊中。
伴随产业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创新战略已成为企业的长期战略。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被不断重构，跨界降维打击不断发生，新技术更迭周期日益缩短，众多企业通过践行开放式创新战略，开始与优质孵化器、垂直领域孵化器进行合作，通过与初创企业合作，在技术上协同研发，业务上相互赋能，开展轻量级的战略投资和产业扶持。
立足万物智能互联时代，企业正在更为积极的态度拥抱创新，尝试外部创新、协同创新、跨界创新等多角度的创新实践。
未来的孵化器，是城市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创新节点，它持续连接有技术有想法的创业者，并不断回应当下市场企业中最具价值的创新问题。不失为一种更为广泛、高效地参与和促进业务的构建与发展的方式，也成为了企业竞争和业务发展的新引擎之一。 < 中国高新产业规划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