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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背影|徐亮工:从“书”里到“书”外:徐中舒先生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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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里到“书”外:徐中舒先生的治学方法

徐亮工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是陈寅恪先生令当代学人耳熟能详的名言。纵观新史学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预流者”似还当加上“新眼光”和“新方法”。徐先生正是躬逢其时,成为以新眼光发见新材料,继而用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并努力实践的“预流者”。

一、古文字研究与史料的扩充

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法”极大地扩充了徐先生的史料观。王国维先生将金石文字及新出土的甲骨文字与传世文献的互 证,在上古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而考古新发现又为“古史二重证法”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用地下出土之甲骨金文考证古代历史,王国维先生首揭此法。徐先生于此体会最深并运用于自己的古史研究中。他不仅以古文字记录的古代史事为史料,而且更发现古文字本身即为最好的古代史料。《耒耜考》是徐先生于古史研究方面发表较早的一篇长文,也是一篇以“新眼光”、“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新问题”的典范之作。由于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的不足,为了说明古代耒耜的形制、用途及演变,徐先生大量使用了甲骨金文、古代钱币、汉画像石及日本锄等资料,取“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与其他资料互相参证,这无疑是将“古史二重证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中考察了“耤”“耒”、“男”、“劦”、“丽”、"加”、“静”、“勿”、“利”、 “方”、“荆”、“耜”、“以”等一组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追寻这些字的本义,从而证明古代耒耕的形制、分布、用途及其演变。

该文不仅论证了中国古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耒与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程,体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徐先生晚年在《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中说:

古人造字,决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的造,也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闭门创造。字与字之间,有相互的联系,每个字的形音义,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凭空悬想,望文生义。

学本是清学最擅长的部分,清季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小学基础深厚者受斯宾塞社会学著作和流行于日本的西方“文明史”启发,认识到可通过文字形义来探索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状况,藉以发现中国“文明进化之迹”,刘师培更写出了《小学与社会学》(即《小学发微》)等开拓性著作(刘还有《小学发微补》,两者均收入《刘申叔遗书》)。王国维先生则从反方向提岀,可根据古代社会生活状况来考释古文字。他说:

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几其近之矣。

其实两者在取向上本相通而互补,徐先生在实际研究中将两个取向结合起来,一方面以古文字的字形字义来了解造字时代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方法,反之则通过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状况来考释古文字,《耒耜考》正是徐先生在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对于这一相互证明的关系,徐先生在《井田制度探原》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入蜀以还,僻居峨眉数载。行箧所携,惟古文字书较备。课余之暇,因以此自遣。每欲于文字初形初义以及其引申递嬗之故,有所论究。日得数字,颇自可喜。益知我国文字蕴藏古代社会史料,至为丰赜。不但可补古史之缺佚,更可为社会学家拓一园地。……惟我国文字中所蕴藏之丰富史料,则往昔尚未能充分用。

这亦可看作是将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提岀的“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具体化。

《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兼论地上建筑的由来》一文,在文献记载只有少许只字片语、考古工作者仅在殷墟发现了一批竖穴与窦穴时,徐先生认为:

从殷墟甲骨文字发现以后,我们晓得,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就是从那时起,一脉流传下来的。殷、周之际既然没有完全脱离穴居生活,所以从那时流传下来的文字,也保存了许多穴居的资料。这都是当时的直接记录,在研究古代穴居遗俗时,尤为珍贵。

通过“穴”、“亚”、“丘”、“虚”、"陵”、“阜”、“享”、“高”、“京”、 “商”、“亳”、“宅”、“宋”以及一组偏旁从“阜”的甲骨金文字形字义的分析,得出了上古时代黄河流域穴居的事实以及从穴居到地面建筑的发展演变次第:“综而言之,黄河流域建筑的发展,实以殷人为之关键。殷人出自东北,其后涉河南迁,而居于亳,因与淮水流域的民族相接触,因而受其建筑上的启发,易穴居之亳而为地上之宅。迄至周初,商邱一带栋宇制作,更臻完备,于是世人就以宋的名称,来代替从前商或亳了。”正是由于穴居的需要,古人在安排室内南北东西方位时,才有了窔、奥、宦与屋漏的区分,“我们从这四种名称来看,就可以深切的了解古代穴居生活,自物质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都包罗无遗了”。

基本上是同时成稿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虚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所涉领域极为宽泛,研究时使用之方法亦为多种(详后),然用文字证史则与上文一致。 文中对“金”字初形及得名之由来的分析,对“各”与“车”之初形初义的解说,试以之论证青铜器与两轮大车由北狄输入的过程,别具一格,特别能体现以古文字及字形字义为史料这一特征。

在《古井杂谈》一文中,徐先生更是明确提出:“象形文字是古代直接遗存的文献,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事物,我们必须加以充分利用。”其中有一段关于辘轳与桔槔、天平与秤发生过程的叙述:“由天平发展到秤与由辘轳发展到桔槔,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对杠杆原理认识的提高。平是天平之平的象形字,金文作平,从八象天平两边轻重相等之形。秤从平而读为称,称举也,秤是举起来 使用的。秤是会意字,称是形声字。辘轳和天平发生在前,就有录和平两个象形字;桔槔和秤发生在后,就只有后起的形声字或会意字,在文字中也展示了辘轳和桔槔发生的先后次第。” 以文字为史料证史,开合自如,似已入随心所欲之境地。

二、考古学资料与古史研究

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中提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有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然在王先生处,“地下之新材料”基本局限于古代文字,而于近代考古学发现之古代遗址、遗迹、遗物等,王先生因未能见到而无法涉及。 罗志田先生指出:“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从徐中舒等人治学的变化可以看出,从王国维到李济这一路向的发展后来基本落实在史语所。”

如前所述,徐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中,尽管对近代考古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对如何运用考古材料于史学研究之中,似尚缺乏清楚的认识。进入史语所以后,能与当时中国一流的现代考古学家同事,有条件见到最新的考古发见,特别是在重视实物(及其层位、类型等)这一所风的熏染下,徐先生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这方面最早且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即《再论仰韶与小屯》,此文后来引用及评论者甚多,基本上都认为这是“首次利用田野发掘的考古资料研究夏文化” ,“第一次从田野考古资料研究传统文献所载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首先提到了‘夏文化’的问题” 。李济先生晚年评价该文“虽然关于夏朝的传说的历史根据还没像商朝的一样被证实,但忽视它的存在是草率的。……徐中舒教授和其他人在近来的研究中提出来比传统记载更多的确凿证据,他们考证仰韶文化为夏朝。证据仍然不足, 但他们的推测可能有助于解决中国古代史的一些其他问题”。

用考古资料探索夏文化,这是徐先生毕生坚持的方法,在晚年写成的《夏史初曙》 中,徐先生依据“三十年来……地下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被揭露出来并得到考古工作者的妥善处理”的最新考古成果,提出:“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査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地下出土实物遗存来认识古代的社会历史。徐先生反对为考古而考古,他认为若脱离了历史研究,考古学必将重蹈宋代以来金石学家的覆辙,甚至堕入古董家的泥淖。要根据考古发现实物史料以复原古代社会历史,揭出考古材料之深刻意义。

因此,他撰写《古代狩猎图象考》,就是要辨明“古代文化之迁流”;《四川彭县濛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錞于与铜鼓》等文,则通过对考古发见的研究,探讨四川古代巴、蜀国的历史及与中原、西南民族的关系;《古井杂谈》以考古发现的古代陶井、砖井、木井壁、汉代画像石上的古井以及西伯利亚十七八世纪尚保存的方木井,结合文献记载和古文字字形,恢复“人类社会到达定居的农耕阶段,必然要开始凿井以适应其生活上的需要”这一古代生活状况,并指出中国人民古代创造的“卓筒井就是近代新式凿井术的创始,而中国早在一千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我国劳动人民在二千年前就能凿深井,一千年前又开凿能避地泉渗入的更深的卓筒井,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继造纸、印刷、指南 针、火药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卓越贡献”。1977年3月, 在四川荥经县城旁数里发现一座战国时代的墓葬,出土铜器及木胎漆器,根据漆器上朱书“王邦”二字,结合文献,徐先生撰写了《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跻的关系》 ,指出西南的丽水地区是中国古代黄金的重要产地,岷山庄王即是楚国派往这一地区主持黄金开釆及运输的主管,而这对古代西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徐先生一生中从未参加过田野考古发掘,但他却深知科学发掘的重大意义。他对以往的金石学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往往同时同地出土之物,一入估人之手,遂使之各个分立,而迷失其相互之关系。因此遂使此类铜器在学术上之价值,大为贬损”,而“此后如能为系统之发掘,自为吾人最期待之事”。 在为《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所作的序中,徐先生借冯先生的口,告诫学生们:“你们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学过去的金石家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任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核实,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三、古器物学中的古代历史

1947年11月,徐先生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在“合于院士候选人资格之根据”一栏,徐先生作为候选人资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这表明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为徐先生学术之特长已成为当时学人的共识。 通过古器物来研究古代文化、生产、生活状况,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徐先生眼中,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器物,正是古人生产、生活状况的反映,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又一重要史料。进入史语所及其后数十年间,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领域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耒耜考》、《古代狩猎图像考》、《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说尊彝》、《论古铜器之鉴别》、《关于铜器之艺术》、《关于骷髅作酒器的通讯》 、《蜀锦》、《谈古玉》、《论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贡献——论殷虚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原》、《古井杂谈》、《錞于与铜鼓》、《古代都江堰情况探原》等。

徐先生的古器物学研究,与古董玩家们的意趣迥然有别。他考证耒耜,为的是“我们现在且从一两件农具上面试探农业演进的消息。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全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 ;论述牛耕起源,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而秦国未曾推广牛耕,也未始不是秦代国祚短促的一个原因;他研究古代弋射与弩之渊源,是为了补充 “中华民族当三千年前,即已能利用此种最逬步之利器,实可惊异。近代学者对于东方蚕丝、瓷器、造纸、印刷、火药等物之发明,无不盛为称道;独于此则尚不详其所由来” 之空缺,所用方法则是采“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象弓弩矰缴形文字”、“汉以后史书载南方民族未与中原文化融合以前,即已有弩”的事实,“复参以北平市上所售之弩”。通过研究,徐先生发现:“史前之中国,与南方民族及印度诸地,其关系或较有史以后尤为密切。……殷商以前之文化,必受有若干南方文化之影响,其消息不难于此中求之。”

针对古器物学研究的状况,徐先生提议:“吾先民日常习用之物,如舟车屋宇兵器农具之类,其形制仍保存迄今者,所在多有,其有裨于考古如此类者,必不少。近来外货益深入内地,此类遗物日就湮灭,若不及时搜集,数十年后将无从征考。……欲设一博物馆搜集现代地面一切用具之实物或模型。”

四、史料年代之判定

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古代器物,在作为史料使用时,其年代的判断至关紧要。“铜器年代之断定,为研究铜器最先决之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徐先生在自己长期的研究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判别方法。在《氏编钟考释》一文中,徐先生指出:

中国学者对于铜器,向来重视其文字,至于器物之形制与纹样,则殊为漠然。……出土铜器见著录者无虑数千,然其来历全属不明。……此以往来历不明之铜器,其材料既如此丰富,吾人亦当有以利用之。今日照相印刷术又大为发达,出版铜器之书,有图象文字可资参考者,亦近二千余器,其形制、纹样、文字三者,有可以确定其年代者,至少可得十数器。如能先以此为断代之标准器,再由此标准器之形制、纹样、文字,以求其他器之年代,如此展转推求,则铜器之年代,大致可以断定矣。及年代既定,然后再求其形制、纹样、文字与时地相互演进之关系。如此于铜器之研究,或有系统可寻。此钟考释则期欲于此方面树一例证也。

在该文及《古代狩猎图像考》等文中,徐先生就铜器的名称、形制、纹饰、铭文、制作工艺、器物组合、用途用法、年代、国别和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关于铜器断代的八条标准,使其成为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另外,在对铜器铭文的研究中,徐先生发现,铭文凡字数在十余字或二十字以上者,大都皆缀一祈匃之辞,即祝辞、嘏辞,省曰嘏辞。“嘏辞为具有大众性之语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范式。盖此等语言,每以思想之感召,成为风气而不自觉,及时过境迁,虽以善于依仿之作者,不能追单无失。故此等语言,在铜器研究上,亦可为粗略的划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种尺度”,如“据金文言,万寿连文,仅春秋时器三见,足证春秋以前,尚未流行”,而《诗•七月》有“万寿无疆”语,故诗之作者年代,决不能晚于春秋之世。这又成为徐先生在《豳风说》一文中证明豳风诗宜为春秋时之鲁诗的论据之一。

同样从名词发生的次第,徐先生“以殷、周时代王公名称而论, 王亥、王季、公刘、公非等称呼,王或公之后系以人名是当时的尊称,是比较原始的称谓,是真实的,太王、文王、武王、成王,王之前加以分别,这是后起的:如太王原称公亶父,到文王时才追尊为太王。同例,可知黄帝、炎帝等称呼也是后起的”。如果说“史学即史料学”,史料的年代自然成为历史研究中最为关键之问题,这一工作基本贯穿了徐先生的学问一生。

五、民族学史料与古史的互相补正

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先生“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时,提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之法 ,后人皆以为这是陈先生的夫子自道。徐先生因条件所限,无法“取异族之故书” 补正中国旧籍,但他在研治中国古代史时,大量使用中国传世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边裔民族及当代学者对少数民族的调査材料,似可看作这一方法的活用。

徐先生认为:“凡是社会发展阶段相同的民族,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的时候,都应当有相同的、一定的形式。”在研究中国上古传说时,“所谓不雅训的神怪之言,我们通过对民族学的研究,从这些神怪之言中找出古代的一些基本史实,就是素地”。 在《井田制度探原》中,针对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的古代井田制度,徐先生专设一节“边裔部族之田制与屯田”,用唐宋以来我国边裔之羁糜州府、土司藩属之田制,清代朝鲜平壤田制之遗迹,以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田制,说明殷周时期的井田。晚年在为马曜和缪鸾和先生著《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所作“序言”中强调:“许多历史现象说明,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在一些民族社会当中,出现了许多带有共性的事物,历史学家从而能够在其中找出各式各样的规律,能在一些浅演或后进的民族社会里面找到人们经历过来的社会历史影子。”

为说明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引用契丹、蒙古、女真等相关史事,进而指出:“中国史上北族、东北族所缔构之王朝……其大统之继承,如未受汉化影响,其初皆由贵族选举……则殷商之行贵族制,在我国边裔部族中,其例证犹屡见不一也。”

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一文中, 徐先生指岀:“在私有制和传子制局面产生以前,禅让或推选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可以从少数民族史中得到例证。”举《三国志•夫余传》所载夫余旧俗和《新五代史•契丹传》八部聚议推举大人的记载为证,说明古代民族“易酋长的原因,都是以生产的盛衰为主要原因。原始社会只以对自然斗争为目标,所以这里不须再附以任何政治条件,这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的事。……可见, 推选制度在原始社会有浓厚的经济根源和广阔的群众基础的,是为全体人民所承认的”。接着,徐先生又以契丹阿保机在汉人影响下废除推选制,成为终身皇帝的事例,说明“原始的推选制度,在经济状况和阶级产生的剧烈变化促使之下,通过复杂的、残酷的斗争,而被父子继立的世袭制度所代替。……通过夫余、契丹的推举制度,很可以说明禅让之传说,是有它一定的历史根源的”。而“夏代的家族组织,可以由羌族的情况得到说明”,《后汉书•西羌传》、《魏书》、《周书》、《北史》中关于羌人不同发展阶段的记载,填补了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夏王朝从家族到部落联盟,进而形成统一王朝的过程。

殷代实行内外服的侯田男卫的四服制,徐先生在1940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但因为文献上仅留下四服的名称及后人的简单注解,难以明了具体情况,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 文中, 徐先生为了进一步说明殷代四服制的内容,以《辽史•营卫志》中所记录辽人宫卫、行营、部族、南面官诸制来说明殷代的卫服、田 服、侯服及男服,用辽代官制中的北院、南院官说明殷代的百姓与里君,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在相同的阶段上,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这是科学的历史规律性又得到一次的证明。”在徐先生的书桌上,长期放置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四夷传汇编,这是一本徐先生使用频率最高的文献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才能发现无数的新材料,并“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也正是因为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才能在前人研究汗牛充栋的情况卜,另辟新径,发现新的问题并研究解决之,“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以上所举,均为徐先生治学方法中荦荦大者,其他如采地质、地理、气象、物候、天文诸学科之成果为历史研究所用,不可胜道。徐先生晚年曾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做过一个总结:我研究古代史,过去总以所逢遇到的新史料如甲骨、金文等作为探索殷、周史的依据,使旧文献再度得到地下资料的证明。同时,又以边裔民族史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这三方面研治古史有左右逢源之乐。

本文原载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38-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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